怀念罗敬如老师

1997年7月,在绘画和做人上给我以诸多鼓励和教诲的会理中学罗敬如老师辞世,我因为为儿女的学费计,提前退休,刚开门市不久,正赶做一家客户开张的活,无法分身,未能给恩师送行。至今想起,仍然感到深深的内疚和遗憾。之后,我就有写一篇纪念文章的愿望,也因为烦杂事多,拖延至今。我跟罗老师的交往,主要是读初中的三年和参加工作后的一两年。后来因远调他乡,平时各忙其事,书信尚且稀疏,聚会更是难得,只有心向往之。现在根据手中的资料和记忆,做些整理,聊解愧疚之心,亦是对恩师的一点纪念。

对于老师,人们有过种种的形容和比喻,调侃或自嘲的:老师像火柴,点燃别人,毁灭自己;像蜡烛,照亮别人,烧尽自己;

但,中华民族是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民族,对于老师,人们更多是真诚赞颂的:老师像春雨,润物细无声;老师像园丁,培育了百花满园,累累果实;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关乎人类的未来;

还有一说:老师像父母,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甚至于超过自己的孩子!

这最后一说,罗老师的行为是最好的证明——时隔四十多年,原为家在农村(红格区,原属会理县,后划归攀枝花市)的贫困生余文香回忆说:“罗老师当时50多元的工资,好多时候,我就要给他花掉10多元!”作为一个五个子女的七口之家,罗老师爱才和对困难学生的关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和不容易!而对自己的孩子,却反而成为“分外”,无暇顾及,更多顺其自然。不但没有特别的教育,反倒是:老大(春明)既然是去劳动锻炼,就到最艰苦的地方;老二(润先)一段时间不想上学,要拉板车挣钱,由他;老三(伟先)能当知青、当工人,也很不错!没有训斥说教,没有唉声叹气、没有托人说情的非分之想。但就是这样,其五个子女都在文化教育界多有建树。两个女儿分别成为高级教师和县图书馆馆长;三个儿子都从最基层的知青、工人做起,最终成为教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国家相关单位评定的工艺美术大师。并且子承父业,将其发扬光大。之所以会这样,我揣想,或许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身教重于言教。无言之教,更为重要。

关于这一点,我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当罗老师还未上小学的二儿子润先跌到之后,我们赶紧去把他抱起来,想送他回家,没想到他却开始又哭又闹,无奈之下,只好把他放下。这时,更加令人意外的是:润先没有了哭声,又跑回到跌倒的地方,倒地,然后爬起来,自个儿走了!一个学龄前的儿童,就能有如此自立、自强的表现,令我们年长十多岁的都自愧不如。可谓是“罗氏教育”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课外课”。以至后来,我看到一些孩子跌倒了,大人为了“诳”孩子,说什么“就怪这地不平(或是什么东西绊倒了你),一会儿我们拿锄头把它挖掉(或是把他打烂、烧掉),总会禁不住要产生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感慨与联想。

富有情趣和吸引力的老师。教具和家里很多东西都是老师自己创作、制作的。与众不同、带很强的艺术性。他女儿的裙子,是他自己动手设计缝纫的;竹片顺丝,用力稍有不慎,就会断裂,前功尽弃,但他家里的梅花小鸟竹刻相架,却被刻得生动传神,鸣叫的鸟,穿插有致的枝条和花朵,摇曳生姿,连上下卡玻璃片的都是花朵!老师种花养鸟,插在瓶里的花骨朵能够慢慢开放;养的鸟不关笼门,让它自由出入,也能够召之即来!他自制乐器,喜欢弹奏“梅花三弄”、“彩云追月”、“步步高”;创作的浮雕花卉石膏挂件,既供素描教学用,也翻铸送人纪念。在他指导下的美术组,除了绘画,男同学刻章、翻石膏,女同学做蜡艺、剪纸、通草花以及脱胎漆工艺。他一到会理中学,就垒假山、建动物园,还动手做了刘胡兰塑像,营造、改善校园教学环境。而长征石刻组雕的创作,“红军叔叔住过的地方(会理白马庙)”被选送东德参加国际造型艺术展览;“遵义会址”为军事博物馆收藏;还有“爬岩”、“老山界”、“过雪山”、“和平万岁”,…… 甚至在一方小小的印章上,他也根据当时的一首歌,刻了“王大妈爱和平”。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抓主旋律,为学生做出了榜样。改革开放后,他的一些作品被选送到广交会展销,受到各方好评,成为出口创汇(外币,主要是美元)的“抢手货”。绘画、雕刻作品完成后,罗老师会跟同学们谈到题诗或作文方面的问题。以“深山藏古寺”、“踏花归来马蹄香”、“蛙声十里出山泉”之类的经典启发大家的兴致。大炼钢铁活动中,遇到坩埚总是爆裂,理、化老师也无法,而找到罗老师却很快解决了。所以,在同学们心目中,罗老师是一位就只差没有上过体育课(腿有残疾)的老师。其知识面那么广博又那么具有深度,他的勤奋、他的悟性、他的综合运用能力,实在令人惊叹!也就不能不令我们由衷的佩服和崇敬!

教学有方。我一进初中,正遇上中国“运动”不断的岁月,“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四清”,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多的结果,是“政治任务”多。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口号的指引下,同学们被组成“红专战斗营”,拉出去修公路、修水库、运矿石。我们有一点写、画能力的,则多被安排画刊头、写标语、画壁画。在这些活动中,罗老师总是鼓励我们“大胆的画,错了我来改”。正是在罗老师的鼓励支持下,我才能在校门口和钟鼓楼城门洞等处,大庭广众之前画壁画而不怯场。还利用课外活动甚至自习时间,参与了社会上许多单位的宣传工作。以至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升学,却因建国十周年的宣传工作需要,由文教科开了一张介绍,我就到电影站报到参加了工作。当年印象最深的,当属在会理中学校办公室的荟英堂里,煤气灯下,为了赶次日要用的巨幅刊头,熬持不住的我天亮前被冻醒后,发现熬红了眼、轻脚轻手正在收拾残局的还是罗老师。那年月,绘画材料奇缺,“道林纸”已很难得。宣纸、油画颜料是怎样的?我是文革中、后期才接触到。而在当年,是罗老师告诉我们,医药公司的滤纸可以当宣纸用,油漆拌滑石粉也可作油画。罗老师自己那么痴迷石头,但当我们对某些石头表现有兴趣,他就会说:“你拿去吧!”因为我看到他插瓶的梅花从骨朵到怒放表示不解,他就把花瓶送给了我;而一件石雕花卉摆件,则是我调离会理的分别纪念。1972年,全国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了“瓦吉瓦!(彝语‘好得很’)电影来彝家”的黑白油画,地区评审组对构思构图等给予好评,建议表现形式上改为木刻。但我却没有木刻刀。此事不知怎么传到罗老师耳里,他让人带给我一盒他自己锻制的刻刀,并在盒面上题书“胆大心细多尝试,刀下自然有文章”。这难得的手迹,精辟地阐述了从艺之道。成为我们师生情谊又一件珍贵的纪念品。遗憾的是,在职时忙于完成工作任务,提前退休为了挣子女的学费,如今年近古稀,有了时间,却已精力不济,特别是多年的幻灯制作对眼睛的伤害,视力衰退得急,想在砚雕方面完成老师“刀下文章”的嘱愿,已是力不从心,愧疚之感油然而生!老师看到我在彝族地区和雅砻江流域的速写,非常感兴趣,鼓励要多画,师法自然、师法造化。多年后相见,还问“那些速写本还在吗?”“四清”与文革之交,我也遭受冲击,在专人监督下,翻箱倒柜,不仅省吃俭用买下的大量画册、我最喜欢的《艺海拾贝》、《花城》等书,就连《唐宋名家词选》,都被宣布为“黑货”,在人监督下焚毁,令人灰心。唯一不舍得烧的是老师给的笔。 老师发现我特爱买书,曾说过要为我刻两方印,印文分别为:“四壁图书中有我”、“一息尚存书要读”。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老师的关怀和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

认真从艺,不图虚名。从现存照片我发现,大量作品虽然都是以罗老师为主,创意策划并为主雕刻完成的,但却没有一件作品直接署过罗老师的名。不是以学生的名字(深含提携之意),就是以“会理小五金厂、会理中学工艺厂”署名。其甘为人梯、淡泊名利可见一斑。著名小说、散文、电影剧作家高缨到会理体验生活,有机会看到罗老师的作品,评价甚高。于是给省美协的负责人写了一封推荐信,要求罗老师加上自己的作品照片一并寄出。但罗老师并没有表现特别的兴趣,很随意地把推荐信丢到书架上,又一门心思地忙于教学和创作。罗老师对挂名“顾问”、“指导”之类不但不感兴趣,甚至非常反感。他认为捧场应酬是虚张声势,不干实事是浪费时间。重要的是出作品,是有什么发现、创造和贡献,而不是虚名和享受,所以他总是埋头做实事。——当年,广交会上,他的作品成为“抢手货”,卖了多少他从没过问,反倒是在考察中途,觉得“花钱多了,对不起公家”而中途执意折返 。真可谓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1989年春节,会理中学初59级同学会在会理召开。久别重逢,乘这难得难得的机会,我的镜头对着罗老师多拍了几张照片,却发现老师似有不快。不知他是不习惯闪光灯的频闪,还是怕“浪费”了我的胶卷?但文革后期,我托顺路的亲戚给他带去一只熊掌,因路途延误,熊掌已经发臭,没法吃了。老师后来却多次提及:心意到了!

老师酷爱石刻创作,所以特别注重石材资源的寻找。听说哪里有石、木资源,自己脱不了身,也会让儿子或学生去寻找,如让罗春明去米易去找黄蜡石,让罗伟先去冕宁找阴沉木,让王镒去会东找蛇纹石……这其中尤以对苴却砚的收藏研究和产地寻找为最。

“苴却新葩匹歙端”,苴却石以其得天独厚,超过端、歙青绿翠碧、间有多色的石眼、石膘的石品以及带着罗氏特色的精美技艺,现在已是誉满海内外。但它却经历了在一百多年以前流星一现,复归沉寂的命运。是罗老师一见倾心,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30多年坚持不懈的寻根究底,在其学生余文香的协助下,终于找到苴却石产地。并于1984年,被聘为攀枝花市工艺美术社(公司)艺术顾问,带领其弟子拉开了苴却砚开发的序幕,吹响了苴却砚开发的进军号,开拓了苴却砚的新生之路。87年,攀市工艺美术协会成立时,动员了攀西地区所有能通知到场的学生。为了提升大家对苴却砚的兴趣,到会者每人可以自选两块苴却石带回试刻。从打好基础的长远规划考虑,由其三个儿子与其学生余文香执笔,总结多年研究成果,写出了第一部系统的苴却砚研究专著《中国苴却砚》,从苴却砚曾经的浮沉,与各名砚的比较,论证出砚材的得天独厚,到各种石品的鉴别、到构思设计、到雕刻技巧、到命名题款……可谓是一本较为完善的砚学教科书,奠定了苴却砚开发研究的基础。同时在实业家杨天龙先生的支持下,以其小儿子罗伟先任技术厂长兼总设计师,办起了堪称苴却砚黄埔军校的攀枝花市苴却砚厂。创作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引起前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前省委书记杨超的重视,送到成都、北京展出,受到文化艺术界名家启功、黄胄、董寿平、白雪石、溥杰、千家驹、成恩元等的高度赞扬,在业界引起极大震动,吸引和引进了外地一些砚厂的人也来加盟。如今的攀西砚业已是厂家林立,但业主大多有在该厂工作历练的经历,然后才自立门面。粗略估计,当今在攀西从事苴却砚生产、加工、经营人数上万,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培养造就了一批批雕刻艺术人才,不少人还因之完成了从工人、农民到艺术家的角色转换。更主要是从艺术上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其功德无可估量。

2012年初,故地重访,在参观了罗氏砚厂门市,了解了苴却砚今日的发展规模和成就之后,攀枝花市前市委老书记秦万祥同志说:常隆庆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才有了今日的钢城攀枝花市;罗老先生30多年追寻开发苴却石,才使攀枝花市在全国拥有了独一无二、拿得出手,撒向全国、撒向世界(他谓之“打进全国人大、打进韩国总统府、打进日本内阁和皇宫”)的文化名片——新品苴却砚,一样应该为他树碑。这,无疑是经过历史沉淀后对罗老师功劳的又一次最中肯的评价。罗老师锲而不舍的追寻、开发苴却砚,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功绩,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现出其巨大的能量、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刘广慈  (原会理中学初59级学生)—2012年2月  完稿于攀枝花

 

 

 

 

繁星 ——献给一代中小学老师的颂歌(水粉画.1983)刘广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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